文章刊出后的几个星期，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越来越多，几乎要把摩顿森的地下室淹没了。

摩顿森向一位能干的朋友安·贝尔斯多佛求援。这位后来在阿诺·施瓦辛格竞选加州州长时任媒体顾问的自由派民主党员，从华盛顿飞到波兹曼，快刀铁腕地整顿了他的办公室。她先安排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市的一家电话客服公司代他们接听所有电话，然后立即升级中亚协会的网站带宽，以应付惊人的点击量。

故事刊出后的那个周二，摩顿森到邮局去领中亚协会的邮件，发现信箱里塞八十封信。星期四他又去领信时，这次信箱里只有一张纸条，请他到柜台拿信。

“你就是葛瑞格·摩顿森吧。”邮局局长说，“但愿你是开货车来的。”那天，摩顿森搬了五麻袋信到他的丰田汽车上，第二天又回去搬另外四袋。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波兹曼邮局的员工一直为《游行》杂志读者的来信忙碌不停。

在萨达姆的雕像轰然倒下的画面播送到全世界之前，摩顿森的人生就已经永远改变了——潮涌而来的支持，让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受他在美国人民中间的声望。

“我早上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有人在办嘉年华呢!”费达可描述。

“哈吉·阿里去世前，在房子隔壁盖了一间小屋，那是我在巴尔蒂斯坦的家。”摩顿森说，“塔瓦哈亲手用各种颜色的布料布置房间，铺上毯子和坐垫，还把我在科尔飞的故事画在墙上。那房子后来变成了男人俱乐部，外加非正式的村办事处。”

费达可起床准备喝他的第一杯茶时，村民大会已经快开始了。

“村民们看到摩顿森都相当兴奋，我们还没醒他们就爬了进来，围在附近。”费达可说，“他们把茶杯塞到我们手上，一群人开心得像是疯了，又说又笑又叫。”

“不管是回到科尔飞还是到其他村庄，我都要花几天时间和村民们开会。”摩顿森说，“总是有很多事必须讨论。我得知道学校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学生需不需要新的教材文具，老师们有没有定期收到薪水。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碰到其他问题，例如妇女中心需要添置一台缝纫机、给水工程需要换新水管，等等。这些都是中亚协会的日常事务。”但那天早上，在布劳渡河谷的最后一个村落里，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一位美丽果决的年轻女子冲进房里，跨过三十多个盘腿围坐喝茶的男人，勇敢地坐到帮科尔飞盖学校的男子面前，打断了男人们欢乐的会议。

“好像全美国都在对我说话，整个民族都在对我说话。”摩顿森说，“最神奇的是，当我读完所有的信，发现只有一封是负面内容。”各地涌入的支持信件，终于抚平了摩顿森在“9·11”事件之后收到死亡威胁信件的伤痛。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信来自各式各样的人，包括基督教团体、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摩顿森说，“还有马林郡的女同性恋政治组织、亚拉巴马浸信会的青年团契，以及美国空军的将军，几乎你能想得到的团体都有。”住在费城郊区的13岁男孩杰克·格林斯伯格，读到摩顿森的故事后深受感动，把他在犹太教受诫礼上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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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顿森很容易害羞，那天当然也不例外。“嗯，我想是吧。”他觉得血液全冲到了脸上，“但我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帮忙。”

4月6日，星期天，美军地面部队集结在巴格达外围，准备开展对萨达姆政权的最后一波攻击时，全美国发行了3400万份以摩顿森照片为封面的《游行》杂志，主打标题是“他用课本对抗恐怖主义”。

自“9·11”事件以来，摩顿森一直努力向美国人传递的讯息，现在终于传出去了。费达可的报道以他在科尔飞看到嘉涵冲进男人圈里的故事开场，然后详细解释摩顿森的工作与美国安全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妄想只凭军事武力解决恐怖主义，”摩顿森告诉《游行》的读者，“那我们绝不会比‘9·11’之前更安全。如果真的想让下一代安全成长，我们就必须明白，最终要靠课本去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炸弹。”美国社会原本就对反恐战争有分歧，摩顿森以另一种方式对抗恐怖主义的建议，无疑触到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超过一万八千封信件和电子邮件从美国五十个州以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涌来。

“摩顿森的故事造成了热烈的反响，那是我们创刊六十四年之最。”《游行》杂志总编李·克罗维兹说，“我想那是因为大家终于明白，摩顿森是真正的美国英雄。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发起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跟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他用的武器不是枪弹而是学校。到哪里去找比这更完美的故事?”

“葛瑞格医生，”嘉涵语气坚定地用巴尔蒂语说，“你答应帮我们村子盖学校，你真的信守承诺了。但在学校盖好的那天，你也答应过我一件事，你还记得吗?”摩顿森笑了。他每次到中亚协会建的学校时，都会花时间和学生们聊天，特别是女孩子，要她们谈谈未来的目标。一开始陪同的村民总是摇头，不理解一个大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听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希望和梦想。但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耐心等候，看摩顿森和每个学生握手，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并答应如果他们用功的话，就帮助他们达成目标。嘉涵是科尔飞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摩顿森经常听她描述未来的梦想。

“我说过我的梦想是成为医生，你说会帮助我。”坐在一群男人中的嘉涵说，“嗯，现在这一天到了。你得信守你对我的承诺，我已经准备好开始产妇医护培训了，我需要两万卢比。”

嘉涵打开她准备的申请书，用英文仔细说明她的产妇医护课程。让摩顿森印象深刻的是，她甚至把学费和教科书的费用都仔细地列出来了。

“太棒了，嘉涵，我会找时间仔细看，然后跟你父亲讨论。”

“不行!”嘉涵用英文大声说，然后又换回巴尔蒂语，“你不知道，我下星期就要开学了，我现在就需要钱!”

“喀喇昆仑山脉的星空简直不可思议，亮得像一片光团。”三颗流星划过天际，欢迎前来科尔飞的客人。

“科尔飞村长和他两位朋友从悬崖上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下来。”费达可说，“他们手提中国造的防风灯笼，带我们穿过吊桥，走进黑暗中。我们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靠着微弱的提灯光走在石板和泥巴路上。”

费达可到巴基斯坦来，是为了帮《户外》杂志撰写高山地区的战争故事，报道刊出时的标题是《最冷的战争》。印巴两国在高山边境的冲突已经延续了十九年之久，但从来没有记者真正来此地采访，费达可应该是第一人。

“摩顿森竭尽所能帮助我们。”费达可说，“他帮我向巴基斯坦军方申请采访许可证，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还安排直升机接送我们。我们在巴基斯坦什么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他，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事情搞定。摩顿森毫无保留的慷慨协助，是我当记者以来不曾遇到过的。”

那天晚上费达可爬上床，用“闻起来像死羊味儿一样的肮脏羊毛毯”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报答摩顿森的善良相助。

摩顿森面带微笑看着这位勇敢的女孩儿。她是他第一所学校第一个班级的第一位毕业生，早就完全接受了他希望传达给女孩子的观念——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优秀。摩顿森要阿波把钱包递过来，昔日的老厨师拿出一个很不搭调的粉红色双肩背包给他。摩顿森点出两万卢比(约四百美元)给嘉涵的父亲，作为她的学费。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费达可说，“在这么保守的伊斯兰村庄，这个少女就这样跑进来硬挤进男人圈里头，她的行为至少打破了六重传统。她是这个有三千人口的村庄里最早受教育的女性，她不怕任何人，直接就坐在摩顿森面前。她交给摩顿森的申请书完全是用英文写的，她希望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将来改善村民的生活。那一刻，从事新闻工作六年来，我第一次无法维持客观的立场。我告诉摩顿森，‘你在这里做的事，比我原本要报道的故事重要得多，我必须想办法告诉大家。”’

那年秋天，在高山上采访巴基斯坦及印度士兵两个月后，费达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中途在纽约停留了几天。期间他和老友《游行》杂志的主编拉玛‘葛兰姆共进午餐。“葛兰姆问我采访故事写得怎么样，我却开口就说我跟摩顿森在一起时看到的一切，而且一说就停不下来。”费达可回忆。

“那是我听过的最了不起的故事。”葛兰姆说，“我告诉费达可，就算他说的只有一半是真的，我们也要报道。”

第二天，摩顿森地下室办公室的电话晌了起来。“老天，那一切粼县直的吗?”葛兰姆用密苏里人特有的悠缓腔调问，“你真的做了费达可跟我说的那些事吗?在巴基斯坦?就你一个人?如果你真做了那些事，那你绝对是我心中的英雄。”

二十二、真正的敌人是无知 (第1/3页)

如果我们妄想只凭军事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那我们绝不会比“9〃11”之前更安全。如果真的想让下一代安全成长，我们就必须明白，最终要靠课本去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炸弹。

——《游行》杂志封面故事2003年4月6日

车子在泥泞道路上颠簸了十个小时后，道路渐渐蜿蜒成巨石间的小径，通往喀喇昆仑山脉高地的山口。侯赛因在路的尽头刹车，乘客一个个爬过塑料布包裹着的炸药箱下车。对摩顿森、侯赛因、阿波和贝格来说，抵达布劳渡河谷最偏远的村子，是回家的轻松。但对凯文·费达可而言，这里却像是地球上最荒僻的地方。

费达可做过《户外》杂志的编辑，后来决定离开办公室，到野外进行实地采访和报道——这会儿他和日籍摄影师桑山照发现，自己真是跑到再“户外”不过的地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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